正因为在总结，和试图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回归到，上升到制度这个层面，所以制度的历史和经济分析才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制度总是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其间有进步，也有倒退，还有长期的，表面的停滞。而所谓的制度变迁，就是指这个过程里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作为一种“公共品”，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也存在着诸多技术的和社会的限制条件。比如路径依赖，比如意识形态，比如技术变迁。但诺思始终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对资源的控制和使用等，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有效的制度变迁是指的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而无效的制度，则是指一种本来有效的制度被无效的制度替代了，并且长期的延续下去。
二. 从黄仁宇谈起
从八十年代，万象初更时，最初介绍他的《万历十五年》的《读书》杂志开始，通过引进他和后来的***先生，许倬云先生等华裔学者的著作，各种全新的学术和思考范式来到了半封闭的华人世界。他们就像一条条巨大的鮎鱼，在当时的学术圈里产生了巨大的争议。面对挑战，旧的学术规范和顽固不化的学者身份等级被打破；居高临下的诋毁，怀疑和衷心的服胤，赞扬都紧紧跟随。以对这些新引进的学术著作的讨论和评价为契机，给后来的研究者打开了一扇之前从未梦想过的大门，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灵感。而比起这种巨大的效果来，原著者本人作品，思想中的一些在各种内外部限制下，不可避免的硬伤和瑕疵，反而是不甚重要，没有必要老是抓住不放，太过计较的了。
根据上面思路，笔者对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出判定。
关于转移支付的方式组合，刘溶沧(1996)将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三类，并认为我国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专项转移支付相配合财务管理论文，以特殊性转移支付作补充。安体富(2007)将我国的转移支付划分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其它转移支付四类，主张我国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王元(2009)将我国的转移支付划分为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并认为一般转移支付用于实现均等化目标，而矫正辖区间外溢效应、增强国家**控制力和完成**委托地方事务等目标则主要由专项转移支付来完成，所以，我国应采取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并重。王雍君等(2002)主张建立以均等化转移支付为主，以专项拨款为辅的体系。
从最早的康拉德，迈耶合作发表的《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开始嗯,优秀毕业论文，，到后来的唐纳德.迈克洛斯基，到约翰.奈，到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尤其是他对西欧中世纪商业**中行会的研究）以1965，1975和1985年为分界线，新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着重于计量分析，制度分析和历史生理学。在这个发展过程里，一方面，它坚定站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阵地上，另一方面又上溯到***的宏观批判角度，这就具备了一种既精细又视野宏大，既谨慎又不断创新的理论潜能。如果我们能回头去细心阅读黄仁宇先生的历史系列著作，当能在其中看到：他实际上深受同时代的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从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出的最早著作《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开始，他就有意识在用计量经济学的手段，同时采取***《资本论》中的**思考方式。他从经济史研究出发，并归结为制度的角度，通过提纲挈领的“大历史”观点，来考察老大**无可挽回的逐步衰落与国门渐开后竭力挣扎着走向现代，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兴起并互相竞争这个历史过程里，如此漫长，复杂的制度变迁。并且直到临终，依然充满自信的预言道：“大历史不会萎缩！”
三. 新经济史学
在我看来，诺思比起科斯等人更值得**人给以充分重视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制度变迁的理论贡献之于今天的**人，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或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及他于1961年出版的着重讨论制度的《美国的经济增长： 》，包括在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他都展现了一种非同于寻常经济学家的历史纵深感和理论的综合感。诺思曾有一句名言：“历史是最重要的。”这个论点的具体含义在于，现在的以及面向未来的选择，决定于过去已经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过去。解释一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必须从制度反面去寻找原因。而正是在这方面，以一般均衡和理性人假设，以及利润最大化等微观理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规律时显得力不从心。而在这方面，过于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取得更好的效果。诺思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的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
虽然***老先生的唯生产力论早已经不吃香了，现代的**人，无论他们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更多的把目光转移，聚焦到**的**制度变革上来，或是追溯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文化和国民性因素。但这并不能否认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或动力，在人类社会中的巨大存在感。因为它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企业，国家乃至各种区域化和全球化都息息相关。事实上，研究从历史到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轨迹和背后的推动因素，依然是个极端重要的学术领域。从而也使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逐步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主流中发展和创新出来的新经济史学，呈现出一种蓬勃的气势。
在数十年的学科发展中，新经济史学逐渐积累起来的，丰厚的，具体的分析成果面前，他们得到的核心结论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还是制度变迁？———其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和新古典学派把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特别是技术的进步推动或曰拖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传统观点不同，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对历史进步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制度而非技术。他更进一步揭示道：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制度认知，选择，演变的历史，既然人们用新古典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问题，那么制度变迁理论却可以适时的站出来，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未完待续）
和宏观税率计算**控制的资源。第二，在转移支付总额约束下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各项公共服务对人们的影响不同，对那些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公共服务应优先提供，其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后为影响人们享受需要的。从程度上讲，影响人们起点公平的公共服务都应达到较高水平，而其它方面的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可采用较低水平。我们都知道，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成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灵感源泉和现实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和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得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制度研究，制度变革的重要性，也促使他们对此作进一步的，自觉而**的思考与探索。
这首诗出于无名氏之手，编在《诗经·小雅·彤弓之什》，主旨是赞周宣王（姬静）的大臣尹吉甫奉命出征猃狁，师捷庆功。全诗共分六章，就中第一章是这么说的：
归根结底，经济史学是一种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边缘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传统的描述法，分析法，比较法，跨学科分析法，分期法，定量分析法等等。而在新经济史学家看来，经济史研究不止是传统的搜集，考证，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前期的材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能进一步的解释史实，说明各种现象，要素和人物，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他们采取的，则是经济学中常用到的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理论框架，同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产权理论，在建立数理模型的过程中，采用回归分析法，重复博弈，间接计量法和反事实计量法等等。
不觉已是六月，照例是个外松内紧的，红得发指的月份。既然已经厌倦了说些皮里阳秋的俏皮话，**等着别人来捉我的小辫子，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偏又不想穿了白T恤出门，以免在街上看到来自另一个部门的同样的嘴脸，*脆去翻翻古书。巧的是，就在我们老祖宗的故纸堆里，翻出了好久不见的《诗经》来。而随意的打开已经发黄的，快要脆裂开来的纸张，又偏偏翻到了《六月》这一篇，世间事真是奇妙得很。
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在一团乱麻的**现实中，抓住真正重要的东西，以便把本来就散乱而无序的，而且相对当局来说非常微薄的力量作最佳的资源配置？我们怎样才能将所存无几的好钢，用在最需要它的刀刃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之下，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中的理论重镇新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发现出口的新视角，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和指导现实工作的犀利工具和武器。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
其二是内生变迁。这是一种由于制度内部的不协调引起的演化，而制度变迁的根源，就存在于该制度的内部，存在于制度下生活的各行为主体———包括单个的人，也包括从家庭到国家的各级社会组织———的利益矛盾之中。而外部条件的变化，一般也只有通过对内部因素的影响，才能间接加速或迟滞制度的变迁过程。所以从这两个原因来看，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变迁的动力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有要素价格比例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的逐渐累积，相互影响和“多管齐下”，最终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使得重新缔约成为必须。于是原有制度不敷新的需求，各行为主体开始主动或被动的换牌，洗牌，或者*脆推倒重来。
和片面的，过度乐观的黄仁宇先生不同，***先生却是一种完全悲观的看法。他诅咒**大陆的**，从三十年前就发誓直到**有真正的自由之前，再也不踏足这片土地。他悲痛，伤感于大陆这数十年来的**和每况愈下，可是除了不断的写批评文字，又无法从实际中，对现实的**人给出更多帮助。所以到最后，他只好自我安慰道：“我在哪里，**就在哪里！”这句话听着当然提神解气，但终究只有一种道德批判力量，却无法拯救哪怕一个肾中蓄满结石的**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将，海外的**派也多是陷于和***先生类似的困境里。他们只能在异国他乡守着自己的自由，作长期的思想启蒙和**抗议的工作。但短期内，却无法将自由渡入国内，无法解民于倒悬，虽然比起国内的异议者来，他们有更多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但毕竟远离故国，只能望洋兴叹。总体来看，似乎大家都陷入一种有心无力的境地之中了：这真是我们时代的苦闷！
但问题在于，虽然黄仁宇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论的潜在力量，但他本人却对这个理论作了极端功利化的解释。在他看来，历史有着某种长期的合理性。无论是**的国共内战，或是后来****的历次**运动，都是**走向“数目字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中的必经之路，是无可避免的，所以都有着某种历史的正当价值。这种动不动就用一个世纪来做基本单位，从国家，**等宏观角度，把所有国人亲身经历的困难，苦难，无数**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历史灾难，都作正面看待的所谓的“冷酷史学”，正是在他的局部史学硬伤之外，最为人垢病的。这无异于在用他自己的学术地位为代价，为当前的****背书。虽然他曾信誓旦旦的宣告说，**在**的**下，将一步步的，不可逆转的走向现代化，但我们身处的现实生活，显然在提出相反的论证。当然，长期来看，**走向**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如果人们在接受了黄仁宇的乐观判断之后，从此盲目的顺应这个结论的指示，再也不去抗争，从此以后无所作为，那么**制度的建立和**现代化转型的成功就算实现，也要在三，五百年之后了。那么这种“大历史观”的最终就算被证明其正确无误，对从今天到五百年后的，依然屈辱的生活在**之下的**人来说，又有多少意义呢？
诺思曾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着重分析了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例如在12世纪的英国，由于人口增长而使相关的要素价格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价格下降，而土地价格上升，这就导致人们为形成排他性的所有制和可依法转让并得到保护的权利而努力。如果每个居民都有使用庄园内公地的权利，那么庄园内的公有土地就会被过度耕种或放牧，并导致无秩序和武力械争，最终导致土地被浪费或地力迅速丧失。这就是有名的“公地悲剧”。为此，庄园的各主体通过讨论，规定了一个家庭在公地上放牧的牲畜数量。在13世纪的英格兰，在习惯法的基础上明文的土地法的发展，圈地运动的开始，使土地的让渡成为可能，2013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3月19号，，即有了明确的土地所有权。在后来的西欧各国，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土地价格的上升，激发人们去明确和变更原来混乱不堪的产权，使得日益稀薄的资源能得到制度的规范和更有效的利用。
从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来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外生变迁，这是一些不属于制度的社会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具体制度的变迁。这些因素都是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积累而成的，可是是经济性的，也可以是**性，军事性，社会性乃至观念性的。比如：人口的增长，减少和迁移，技术进步，**的兴起，传播和**的冲突与融合等等。这些因素的共同特征就在于能够在既定制度中向着某一方向发生累积性变化，并最终从量变到质变，促使制度本身的适应性变化。
当然，由于黄仁宇先生戎马半生，直到国共内战后才辗转去美国修学，终究是半路出家，在经济学，历史学上的学术训练和理论基础方面，很难作完整的弥补。所以不可避免的，一直以来他都受到象牙塔里各种专家学者们有意无意的非议。对真正喜爱黄仁宇先生的广大读者来说，学术研究的不够严谨，基础不够牢固，这的确是一种无法忽略的遗憾。但这并不妨碍他这个云游到美国，吸收了现代学术滋养，**作为“外来的和尚”在**历史学界造成的巨大冲击力和启发价值。他通过一种迥然不同于保守的**三**义的或传统的史学，讲究师承门派的新儒家，以及僵化的大陆官方***主义史学的，全新的思维，论证和行文方式，让陈陈相因的**学术突然惊醒。王小平 : 六月栖栖（前篇），
国内学者对财政转移支付各种形式的统计分析是按大类展开的，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税收返还等照顾地方既得利益的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增长较快，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如2007年各类形式的总额和所占比重分别为：两税返还3214.8亿元(18.6%)，所得税返还906.3亿元(5.2%)，财力性转移支付7017.2亿元(40.5%)，专项转移支付6186.9亿元(35.7 17:45 | 阅读(843) | 标签: 所见所闻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一. 缘起
在诺思看来，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参见诺思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所以他所理解的新经济史学，实际上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产权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去透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从中找出有规律的东西，进而提炼出一个对经济变迁理解分析的基本框架，从而为当代的决策者们所运用，为提供经济实绩的政策制定而服务。
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模式只有两种：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纵向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由于**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的不对称所造成的上下级**之间存在的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不对称的问题;横向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由于各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能力差异以及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所存在的成本差异而造成的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均衡问题(刘溶沧等，2002)。由于**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财政能力强的地区既可能直接向财政能力弱的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也可能在财政收入初次分配时****获得较大部分，使得财政能力强的地区已通过****的纵向转移支付向财政能力弱的地区转移支付。因此，实践中世界上主要有两种转移支付模式：单一纵向模式和纵横交错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单一纵向模式在*作上比较简便易行，完全以上级**作主导，但是，强制性色彩较浓，透明度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纵横交错模式在****的主持下，对部分转移支付的实施吸收地方**直接参与，且由作出贡献的地方**按依法计算的结果向接受援助的地方**直接划拨财政资金，增加了地区之间相互支援的友谊色彩，使作出贡献的地区产生一种荣誉感，对接受援助的地区也会产生鞭策效果(李杰刚，1995)。国内学者对我国应采纳的模式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单一纵向模式(钟晓敏，1997)，有的主张纵横交错模式(刘溶沧，1996)，还有的主张纵向为主、纵横交错模式(安体富，2007)。
可以看到，诗一开首就以追述的口吻，铺写在忙于农事的六月里北戎外患战报传来时，战士们刀出鞘、箭上弦、人喊马嘶的紧急气氛（“栖栖”、“孔炽”、“用急”）。而所谓“栖栖”，更有惶惶不安之貌。虽然已是两千八百年前的战争，其间的紧张动员和备战气氛，直叫人心头打颤。好在这都已是前尘往事，我们不必再侧身其间，没有中箭落马，被拖入死囚的危险。但不知何故，就在翻阅古籍的时候，我却感到一种无法言述的，和数**前的先民们类似的“六月栖栖”的情绪。愁闷之间，不知该做些什么，于是只好再提起笔来，以“六月栖栖”为题，写出了下面这篇文章。
四. 制度变迁
也就是说，人类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深层动因，都来自于不同的价值观衡量之下的某种利益需要。所以制度的变迁也不例外。它由许多因素决定，但从深层来看，制度变迁是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每一个现实的制度都可以从人的利益动机和需要中找到其渊源。而纷繁多样的制度，正是在不断的被人们发明，选择，运用中作用于人类自身的有续发展的。
今天，经济史学家已经在经济学的理论大厦里，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实现了传统以微观为基础，过度理想化，数理化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真正结合；其次，新制度经济史**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解释了西方世界在五百年前整体兴起的根源，并打通古今，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和全新的学术范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对我们抛开目前在国内泛滥成灾却徒劳无益的，一面倒的道德和文化批判，或是苦大仇深的史实复述，却对现实束手无策的深刻困境；转而从经济史和制度博弈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当代**的制度根源，沉重的路径依赖，以及日后可能的变革方向与方式，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最后，这门新兴学科更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打通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理论区隔，为日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拥有较大的财权(基本上在50%以上)，而事权主要由地方**承担(基本上在70%以上)，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转移支付模式应以纵向为主。当然，现有转移支付后，我国各地区财力还相当悬殊，所以，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也有必要，但应以具体项目的帮扶为主。
四牡騤騤，载是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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