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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你不担心希腊退出的“传染”效应吗？

奖项只会颁发给对科学作出贡献的人，不会受到**问题和当前“热点话题”的影响，诺奖评委会也不会试图影响研究方向。通常，从作出贡献到获奖之间会有一段很长的“消化期”。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定义是广泛的，包括跨学科领域的所有“经济科学”。也不会考虑候选人的性别、国籍和年龄。

独家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约翰·哈斯勒

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动研究迅速升温

科学性与原创性兼备

哈斯勒：对于希腊而言，除了约束财政预算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西班牙亦是如此。除非希腊和西班牙的国际债权人相信这些国家的**已经牢记教训，否则是不会有解决方法的。但问题是，短期内是否需要采取大幅财政紧缩？这取决于他们能否做出可*的承诺。如果缺乏可信度，继续花钱并不是解决方法。

“希腊应该退出欧元区”

日报：目前在欧洲对“增长还是紧缩”依然存在激烈争论，尤其是对挣扎在衰退中的希腊而言。你站在哪一边？

日报：你如何看待欧元区银行业联盟的前景？

哈斯勒：当然。最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对金融**和实体宏观经济之间互动的研究升温，这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这类研究基金近年来迅速升温，当然这本身对于研究人员也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

哈斯勒：过去我们对于金融**和实体宏观经济之间互动的关注太少。但我相信，如果你深入研究这场金融危机就会发现，经济学对于个人激励机制，以及如何让个人行为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的基本理论依然适用。回到美国次贷危机伊始，可以看到法律和制度存在对冒险行为的激励机制，为了理解其中原因，需要经济学。

日报：这完全是一个主管的评判过程而没有任何量化指标吗？

哈斯勒：今年的奖项由两部分组成：沙普利的稳定配对理论(matching theory)以及罗斯对市场设计理论的应用。在沙普利的配对理论中，“稳定配对”(stable matching)是个关键概念，他的理论解释了结果如何取决于选择程序，为构建能够产生稳定配置的程序提供了科学方法。而罗斯则用市场设计理论完成了包括肾脏捐赠匹配网络、纽约市高中入学**，以及医学院毕业生住院培训分配**等实际应用。

哈斯勒：近几年来，我们做出了一些改变：评委会愿意将奖项授予具体的研究贡献，例如，罗伊德·S·沙普利做出过很多研究，我们从中选择了一项我们认为最值得获奖的具体贡献，而过去的奖项很多颁给了那些作出多项重要贡献的人，所以其实是颁奖给个人而非这一成果本身。所以随着时间改变，评奖标准也会有所改变，但还是由评委会和科学院来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并不用那些半客观的指标来衡量，例如发表的论文数、被引用的次数等。

严婷

日报：如果短期内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否会成为欧洲版的“雷曼时刻”？

希腊退出并不会造成太大问题。欧洲人一般不会把问题摆上桌面来说，而是放在桌子下面，**逐渐往上提。我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策略，如果两年前我们就决定让希腊退出，结果会更好。当然，如果希腊退出，他们的金融**会出现大问题，那就帮助他们，给他们资金应对危机。

日报：有经济学家曾说，这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学的危机”。你怎么看？

日报：经济学应该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哈斯勒：我认为这非常非常重要。一些人认为银行业联盟和财政联盟是互补关系，但我却认为两者之间是替代关系。如果你引进了银行业联盟，就不再需要那么大程度的财政一体化。财政联盟能够打破目前存在于国家**、国家银行和国家商业之间的紧密关联——例如西班牙的银行业出现问题会牵连**，而对比美国，加州财政出现问题，硅谷不会被关闭，银行也不会陷入危机。这意味着，美元比欧元更接近完美的货币联盟。银行业联盟能让欧元区更像美国那样运转。同时，银行业联盟也比财政联盟在**上更加可行。西班牙可能会觉得，银行业可由欧盟来管，但就业、福利和税收等政策就不太愿意让欧盟来管了。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当然，你能否谈谈这一备受瞩目的奖项的具体评选过程？

哈斯勒：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共有10名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提出建议人选，**提交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科学院由四五百人组成，覆盖从物理、化学到社会科学等各领域。他们将做出最后决定。我们有一群“神秘”的提名者财政与税收，我不能告诉你有多少人，也不能说他们是谁，但每年全球都会有多名教授来提名，每年我们都会在全球范围内收到数百个提名。当然，作为评委会委员，我们也可以提名，也可以被提名。

哈斯勒：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危机”——你可以理解为到了某一个节点而不得不做出一些方向性的改变。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人们从危机中总结教训，意识到必须更加强调过去有所忽视的一些方面。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经济学的危机”，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危机”。危机迫使我们思考经济学研究应该走向何方，但这并不是说整个经济学的根本基础出现了危机，完全没有。

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教授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为我们“解密”诺贝尔经济学奖。

日报：今年的奖项颁发给了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

日报：所以你预计“欧洲联邦共和国”(United States of E**ope)几乎不可能实现？

日报：我们看到如今摘得经济学奖桂冠的多数还是美国人。你也说过，评奖过程并不考虑国籍，只看学术贡献。那么你对**的经济学研究有何建议？

另一个缓慢但稳定的趋势是，实证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今，一篇只有理论的文章是很难发表的，尤其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必须证明这是与现实相关的，而且要提供数据，否则无法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所以，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还有通过实验等研究方式来证明理论的可行性，这种趋势也在日益上升。

哈斯勒：我认为这不会实现。很多人在谈“欧洲联邦共和国”，包括一个很强的财政联盟，很多财政决策都要在欧盟层面做出，但我认为这实现不了。最可能的就是银行业联盟，这是个好的替代品。

我认为希腊应该退出欧元区，也会退出。希腊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很大问题，工资水平必须大幅下调，比他们目前已经下降的幅度大得多，才能重塑竞争力。但希腊社会太分散了，使得削减工资并不容易实现，所以很可能需要货币贬值。我认为希腊应该退出欧元区。如果希腊退出，我们或许应该大幅减记希腊债务。

日报：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会考虑到时事和热点话题，但你认为在危机爆发之后，近几年来的经济学研究是否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

哈斯勒：最基本的是，把大量精力用在研究上，确保与世界主要机构和国内机构多进行互动交流，允许年轻的研究人员对年长者提出反对意见，不要拘泥于级别问题。美国人在这些方面都做得相当好，不过**在这些方面也正在改善，所以我对**抱有很大希望。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尘埃落定：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与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因“稳定配置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而摘得第44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斯勒：不，我并不这么认为。当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人们认为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一切发生的很突然，人们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下一个倒闭的是谁。而希腊不同，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银行都考虑过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也都做好了准备。如果希腊退出，没有人会感到惊讶。

日报：罗斯和沙普利是两位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相辅相成的获奖者。历史上来看，是否只有1974年的奖项颁给了两位持截然相反观点的经济学家？

哈斯勒：我们强调科学性，所以一项贡献必须被整个经济科学界视为非常重要，同时也要兼顾原创性。我认为，南京大学57篇毕业论文获选优秀本，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好地完成了工作，如果没有的话，这一奖项的声誉会下降。

日报：你们如何评估一项研究成果的贡献？

哈斯勒：是的，那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哈耶克在1974年和缪尔达尔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还没看到这份纪要，如果看看当时他们是如何做出这一决定那会非常有趣。不过很快我们就能看到了，50年保密期很快就会结束，每个人都能看到。

哈斯勒：应该担心，但并不至于担心到不让希腊退出。我认为“传染”效应事实上被夸大了。